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话语的媒介传播策略研究
强成文
党的二十大指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二十大之后，习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中指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媒介在话语的传播和观念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借助报刊、秧歌、说书等大众媒介的传播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新农民群体，他们既是新话语的接受者，也是新话语的传播者；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成长为拥有政治性和生产性的力量，更获得了革命话语传播的主体性，成为新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延安时期红色话语媒介人民性的传播实践，对于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媒介要宣传人民：塑造劳动英雄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一个普通农民吴满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吴满有的专题报道是党报史上第一次在头版用大篇幅针对普通农民的典型报道。负责此处报道的莫艾更是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于是，延安报纸纷纷把“笔头”对准人民群众，围绕基层生产生活中凸显的典型任务，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人民群众报道模式。很快，边区工农兵、干部、学生掀起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举行历史上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和边区生产展览会，有著名的“庄稼汉状元”，也有“公家人”：主席台前排列着吴满有、申才林、黄立德、刘玉厚、李位、赵占魁、郭凤英、张芝兰、贺保元等二百余位劳动英雄生动的肖像。劳动英雄话语的塑造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大生产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党对劳动英雄话语的典型书写是革命话语媒介传播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开启了媒介人民性的新传播模式，标志着由过去专注政治领袖和革命叙事报道开始向普通群众和基层生活转变。
二、媒介要依靠人民：新秧歌运动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号召“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从传统民间秧歌到革命秧歌的改造过程中，党提倡要能较好地利用民间艺术旧形式表现新内容：对旧秧歌要首先删除“粗俗”，取消过分扭动屁股等传统秧歌对于身体动作规范的要求，在保留传统曲调下符合需要地加入大量革命角色身份和生产生活实践内容。旨在号召农民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当地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该剧是鲁艺学生到农村调研过程中，根据真实故事创作得出。最初的主人公是夫妻关系，后来为了达到动员效果，改为书写家庭亲情伦理的兄妹角色。从这个微小改变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秧歌运动中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塑被凸显出来，折射出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陕北农村文化的嬗变。对此，闻一多先生看到这部经典秧歌剧后认为：“简单，却质朴有力，而且爱憎分明，容易使人理解，容易使人接受。”
新秧歌剧富有张力的叙事内容和大众化的表现形式，赋予了陕北秧歌以新的生命，即作品内容和形式在取材民间文艺传统的同时，并没有曲意逢迎农民的低级趣味，而是在叙事中凸显出对革命农民的文化重塑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比如，很多新剧里增加了服务乡村建设内容，如《改造二流子》、《刘二起家》、《选举法》等，都是描写改造二流子、基层选举、减租减息等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将农民的切身利益、长远需求和政治愿景有机统一起来。
三、媒介要教育人民：改造说书人
在陕北农村，以说书为业的书匠很多。据统计，清涧、绥德、米脂、佳县一带流动的书匠最多，仅绥德一县具有90多个。他们走乡串村，传递着当地的价值观。 1944年1月，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民间艺术更加生机勃勃。边区文协成立后，林山，陈明，安波，柯蓝等一些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寻找乡村说书人，学习农民语言，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文教大会后，1945年4月，边区说书组正式成立，主要工作是帮助说书人改造旧说书。在说书改造运动中，最重视对书匠的改造。农村书匠靠说书谋生，流动性大；且掌握一些文化知识，有说书技术，有即兴创作才能，影响也大。对书匠改造主要采取的方式从具体帮助，个别改造入手。帮助他们编新书，学新书和改旧书，然后通过他们来联络其他说书人。农民艺术家韩起祥的成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由韩起祥现身说法，到各地去办说书训练班，帮助说书人创作革命的新书词和新书帽。到1946年，新书已经“到处出苗”了。
正是通过像塑造劳动英雄、创作新秧歌、说新书等话语媒介的传播，使得陕北民间话语被巧妙而有效地整合进入革命话语系统，形成了新农民的话语文本；与此同时，革命话语也正是吸收民间话语的活力，扩大了传播效果，构建了人民性话语传播范式。于是，革命话语已经不再是“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关系，农民有了参与的主动，农民的话语主体需求开始受到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在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叙事环境下，革命话语的媒介传播实践是双向的，它既改造大众，又改造了话语传播者自身，农民群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文化主体的作用。
(本文在《解放日报》2023年1月10日理论版上发表，有改动)